迈向中国的新人类学

汲喆（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梁永佳（浙江大学社会学系）

文章来源：《人类学研究》第14卷，2021年8月

1994年，美国学者顾定国(Gregory  Guldin)出版了《中国人类学逸史》( The Saga of Anthropology in China : From Malinowski to Moscow to Mao)，这是第一部有关中国人类学史的西文著作。作者根据他自己在中国经历，并以人类学家梁钊韬（1916-1987）的生平为主线，考察了这一学科在二十世纪中国复杂的政治变迁中的坎坷历程。事实上，正是在梁钊韬的努力下，1981年教育部批准他任教的广州中山大学恢复了已停办30年的人类学系——这是人类学在1952年被作为“资产阶级伪科学”取消后，在中国大学中首个复办的人类学系[1]。

　　顾定国注意到，人类学传入中国不久，就成为国家建设的工具，被卷入到中国与西方的对立当中，最终成为了一种“爱国的”人类学。此书甫一问世，即引起了英国人类学家王斯福的注意。他在书评中(Feuchtwang 1995)开门见山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存在一个中国人类学吗？(Is there a “Chinese anthropology”?)王斯福并没有给我们清晰的答案。不过，他似乎认为“爱国的人类学”并不足以全面概括中国人类学。他一方面认同顾定国的看法，指出由官方协调的团队协作以及人类学对少数民族的研究和历史学的合流，应该算是中国人类学的独特之处。同时，他也提醒读者，应该注意到海外华人学者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的华人社会中的人类学家的工作。中国人类学家的看法稍有不同。1980年，中国人类学奠基人费孝通教授（1910-2005）就在接受美国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夫斯基纪念奖时，指出1949年以后的中国人类学是一种“迈向人民的人类学”，重点是少数民族研究。中国人类学成果不再“为了了解而了解”，而是为社会建设服务，与政治和被研究者构成良好互动，并因此形成了对调查结果的强烈责任感（Fei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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